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手段。
[19](3)伤害他人经济名誉的行为。在《市民法评注》一书中，他把优士丁尼罗马法中的各种诉权，改造为两种类型的权利：第一种被称为真正属于我们的权利(vereproprienostrum)，第二种是别人欠我们的权利(nobisdebeatur)。
《十二表法》制定于公元前450年，此后的2个世纪中，货币已经大幅贬值。本文所引用的《市民法大全》中的片段，如无特别说明，均译自 the Civil Law including the Twelve Tables，the Institutes of Gaius，the Rules of Ulpian，the Opinions of Paulus，the Enactments of Justinian，and the Constitutions of Leo，Transl． and edited by S． P． Scott，The General Trust Company，Cincinati，1932． 部分译文参考了拉丁文本。[27](5)具有人格意义的物。整体而言，法国学者承认对于名誉权和尊严权的精神赔偿，但他们也不认为对纯粹精神损害的赔偿是对实际损害的有效恢复。在多玛半个世纪之后的波蒂埃作出更为简单的概括：侵权即是一个人因故意或恶意造成他人损害或伤害的行为，不再具体地讨论是否包括名誉、尊严的伤害问题。
[52]此后，德国自然法学家普芬道夫提出了在严重身体损害中的精神赔偿问题。如果说在19世纪以来的侵权理论中，是财产损害概念涵摄了人格权损害，由此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构成人格权损害赔偿的基础的话，那么在当代的发展中，人格权的损害开始颠覆近代以来的损害赔偿观念，重新朝向一种人物二元的损害责任的格局发展。[14]决策者盖出于统一调配干部的考虑，在该规定中的任职资格条件都较柔软。
[18]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 页。地方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和院长的任免、调动，应征得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同意。但是，这种法院院长产生方式受到较多批评，要求法院垂直领导的声音不绝于耳。在中共党内组织动员关系上，只有党委才具有领导、服从关系。
刘忠，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讲师。然而，199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官法》的颁布和 2001 年《法官法》的修改，在实质意义上强化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院长产生时的协助管理权，权力得以强化的支点在于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规定：1995 年《法官法》第 9 条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条件中第（六）项规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二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
就法院而言，原来计划经济下由行政方式解决的各种纠纷日益由诉讼方式裁量，各种冲突逐渐改由审判方式化解，法院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位阶已经非常突出，对时下中国司法现实的政治含义考量的一个重要事实就在于今天中国法院的政治位置。而且，由于法官是一经任命就终身任职且独立行使职权，在知识上、道德操守上、政治、宗教意识形态上，尤其是司法观念上，如果有较大瑕疵的话，会对整个国家政制造成损伤。201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法律 239 件，行政法规 690 件，地方性法规 8600件。所以，对于司法的不公正，解决之途可能在别处，力图通过改变法院院长、法官的选任来达到遏制司法恣意，理由并不能完全信服。
七大《党章》第 60 条将党团改为党组干事会及书记，由所属党委指定之。[44]法院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影响日益重大。此处的学历增加为本科，不是关键修改。最后仍然是法院内的纵向一体化领导。
从暴力垄断行使看，[45]将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暴力行使机关——公安、检察院、法院的最重要人员的人事任命由上级控制，避免了宪政时刻[46]可能的政治风险。[27]1942 年中共中央改变此前做法，开始实行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见《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 年9 月1 日），载《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8 －339 页。
由于法院是一个专业性知识很强的业务型机构，尤其是法院之间有着审级分工、工作指导等关系，因此对于现任法官和即将出任法官的人员所需要的业务水准、专业技能，在内部信息识别上，上级法院具有超出地方党委的优势。[39]公安、法院、检察院被认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在社会转型后，地位更加重要，所以继党管干部的原则后，决策层又明确提出党管政法。
[43]中国法院近年受理的案件每年都超过一千万件，结案标的超过一万亿元，其中 2010 年一年审理案件 11，712，349 件，地方各级法院结案标的额 15，053．43 亿元，各级法院全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779，641 件，判处罪犯1，006，420 人。[49]在非观念的经验世界中，不管是使用司法与政治还是政治与司法或者司法中的政治、政治中的司法，所意欲表达的都是同一意向，如前述无论美国联邦法官的产生还是中国地方法院院长的产生，都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中央从组织人事上加强对下一级行政层级的控制力，就是一个最后可依赖的手段。但彭真的讲话完全排除了这两点，由此可见彭真的讲话意思非常明显，就是抵制那种排斥地方党委对地方公检法领导的观点。从 1927 年第三次修正中共《党章》开始，党内设党团。[17]《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0 年 8 月 13 日，法发[2000]17 号。
但在近年，上级法院不仅在审判业务上，更在下级法院院长选任上，表现出极强的司法能动。（3）联邦法官任命流程中最重要的提名 － 启动程序完全行政主导，总统的行政权力是法官独立司法权行使的起点。
严格筛选出来的知识上的司法精英。[44]《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1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当时，德州中院一些法官认为她没有法官资格。2006 年中级法院、基层法院换届，最高法院通知就极为主动：上级人民法院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充分发挥协管职能，积极协助地方党委，做好人民法院院长的换届工作。
[12]这种协管身份是一个可以被吸纳入协商的被聆听者，最终决定权并没有交付给上级法院。[美]罗伯特·H．费雷尔编选：《艾森豪威尔日记》，陈子思等译，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446 页。法院实现垂直领导，哪怕只是在组织人事、后勤财务管理等非审判的行政事项之一的统管，必然都会使得下级法院在审判事务上的全面倒向服从上级法院，学界所诟病的上定下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只不过换了一个新的支配者，审级制度构建所意图实现的不同层级的法院功能分化，事实审、法律审、法律统一适用的区隔，上下级之间的制衡，均会悉被内部的组织一体化所瓦解。因此，民选官员会使自己的意志妥协。
高院院长、副院长和中级法院院长管理办法暂不变。已在其原籍、出生地、生长地所在的县（市）任职满一届的，必须交流。
[33]中央人民政府党委会下，暂分设六个分党委，其中有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党委。[6]具有研究意义的是1988 年后曾有过局部的制度试验。
非法院系统内的人员在近十年越来越难以进入法院担任院长，另一个最主要的根由在于中国法律知识密度的急剧增厚。承认以及不承认司法包裹于政治或溶于政治内，差异的可能只是对两个语词定义的不同，而标注司法、政治的内涵是一个经验的、具体的而非语词内的玄思可以独断式地勘定的。
[39]《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4]《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59 页。总统和参议院，尤其是总统会优先考虑和自己政见、思想相同、相近的人选。如前述，1979 年中共中央恢复上级公、检、法机关协管权，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
具体到一个中级法院院长，就是省委满意，市委放心，高院赞成，市人大支持，中院群众拥护。【摘要】条块关系是不同于西方学术典范的解释中国现象的中国叙事框架。
各级法院在文革后期渐次恢复三十年多年来，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院长的任命，较此前，分量逐渐趋强。[48]（5）总统不会考虑当地州长对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人选以及所涉及的几个州对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可能的反应。
所以，在改为下管一级时，同时将重要的职位的职级提高，使得对一部分下级职位组织任免权放松的同时，对更重要职位所分管的领域的管理增强。[33]但是，过渡期结束，《宪法》和两院组织法颁布后，1954 年 11 月 16 日，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成立最高法院党组。